【我与共和国同生长】顺苦荣乐高低路

【我与共和国同生长】顺苦荣乐高低路
年月似电,日月如梭,不知不觉,我已步入耄耋之年。回首往事,感慨万分:共和国遭劫我罹难,共和国开展我升官,我与共和国共命运,我与共和国同向前。  1949年,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建立的锣鼓声中,我考上了中学。中学6年,又当先进又入团,又常表演。1955年高中毕业,很顺畅地考上了师大,翌年,荣耀入党。这一时期,真可谓春风得意,趾高气扬,一顺百顺,万事顺心。  谁知好景不长,风云突变,1957年“反右”,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青学子,“合理风华茂,倏遭暴雨侵,美梦犹未觉,前锋变敌人”。从此,我便开端了漫漫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行进。1959年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靖远一中“监督改造”。起先,连课都不让教,只在教导处打杂,继而准教,却不让我教我所学的专业语文,既教几许和代数,还得学着教俄语。每周27节课,一有时刻,还得进行“劳动改造”,背粪、洒水、收庄稼,耨草、翻地、摘棉花,跟着马车拉水,赶着牲口碾场,什么活我都得干,什么苦我都得吃。因为超负荷的困难工作,致使我这个20多岁的青年竟两次晕倒在讲台上,被同学们救醒之后,还得持续接着干。1966年,“文革”迸发,咱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,日子就更难过了,“劳动改造”竟成了积极争取、求之不得的“美差”,告知、批斗、游街,喷气式、陪桩、炒豆子,真把人整得鼻塌嘴歪,起死回生,胆战心惊,昼夜不安。好容易熬到运动后期,“复课闹革命”,我才又被康复了上台讲课的资历。虽然其时仍然是“乍寒乍暖年月艰,紧箍咒念心倒悬”,但我仍是深信尽力而为,把课教好。这一时期,我算是饱尝了人世间的各种痛苦与不平。  1976年,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罪大恶极的“四人帮”,雨后初霁,万民欢娱。我更是激动不已,倍感振奋。为了表达激动的心境,我遽然心血来潮,在自己的门上撰书了这样一副楹联:“四海欢娱四害除,小子我自我陶醉;万花竞绽万民喜,老张咱若癫若狂”。我自觉不必“醉”“痴”“癫”“狂”这些字眼,就无法表达我其时这种热情难抑的心态。果不出我之所料,时隔不久,我的“右派”身份,被完全“改正”了,1956年入党的“老党员”党籍也被完全康复了,“阶下囚”一跃而为“座上客”,“反革命”一跃而为“老园丁”。尔后,一顶顶光芒耀眼的“桂冠”竟雨点般地向我飞来,中学校长、师范校长、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、市中语会理事长、省中语会理事长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劳动模范,真让人手不暇接,头不暇戴。从中学到师范,从师范到教院,步步青云,连连高升,薪酬一涨再涨,收入一增再增。这一时期,真可谓“时来工作棒发华,跌倒也拾金娃娃”,光芒四射,荣耀无比。  1996年,我荣耀退休。因为在位时弓弦绷得太紧,劳动强度太大,因而退下来之后,顿觉身轻体舒、如释重负,预备平平静静,安度晚年。为了表达其时自己这种无比愉快的心境,当年新年,我有意在自家门上撰写了这样一副春联:“自在自在,高枕无忧,潇潇洒洒,退休真好;有亲有友,有酒有肉,热热闹闹,春节诚欢”。但是后来,在许多亲朋和莘莘学子的屡次劝说下,竟改弦易张,做起“著书正世风,奋起更传薪”的“阴谋”来。拙作《滋兰树蕙录》的出版发行,虽也曾产生过一点乐在其中的感觉,但少纵即逝,很快也就云消雾散了。  进入耄耋之年,总得有个喜好才是,而我呢,“一不羡酒仙,二不慕烟皇,不做搂腰圣,不妥麻将王,惟余两大癖,练字吼秦腔。练字不习帖,笔随心飞翔,行书图流通,草书求张扬。秦腔无板眼,由性乱改腔,只求自己乐,管他什么章”。总归,想越悠闲越好,越自在越好。但随着年纪地不断增加,手开端发抖了,笔提不起来了,字也就写不成了;秦腔嘹亮粗暴,也逐渐吼不动了。怎么办呢?总不能无所事事、推日下山,成为“等死队”的一员吧!想来想去,为了避免发呆,仍是另起炉灶、再搞写作吧!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年时刻,就写成了40多万字的章回小说《风雨沧桑文武图》一部,旨在刻画一个能文能武、德才兼备的中学教师和高校领导的光芒形象,教育子孙,鼓励学生。一发而不可收,紧接着又完结50多万字的自传《渭黄春秋——八秩晋二回忆录》一部,旨在把自己终身的所作所为、所感所想、所撰所写、所涂所书留于后世,传给后嗣。  不难看出,这4个时期,各有特点,而且十分明显。榜首时期,能够一“顺”字而冠之,第二时期,能够一“苦”字而归纳,第三时期,能够一“荣”字而冠之,第四时期,能够一“乐”字而归纳。  榜首时期,我之所以“顺”,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,国家复兴,气势磅礴,百鸟齐鸣。第二时期,我之所以“苦”,是因为运动不断,动荡不安,胆战心惊,好人蒙冤。第三时期,我之所以“荣”,是因为“四害”被除,地覆天翻,冤案平反,光照大千。第四时期,我之所以“乐”,是因为改革开放,百花吐芳,盛世更盛,凤翥龙骧。共和国遇雨我淋身,共和国逢春我更新,我与共和国共命运,一同浮沉一同奔。往事历历,诚不谬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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